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叫什么名字(北京明园大学 校长)

蒋梦麟(1886—1964) 号孟邻，浙江余姚人。教育家。曾任北京大学教授、总务长、代理校长等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，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、行政院秘书长，1930年12月至1945年9月，任北京大学校长、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。

1903年入浙江高等学堂(浙江大学前身)学习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叫什么名字，次年中秀才。1909年2月，赴美进加州大学农学院学习，后进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深造，1917年6月获博士学位。回国后，创办《新教育》月刊。1923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。1927年8月至1930年7月，任国立第三中山大学(1928年改为国立浙江大学)校长。还先后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、北京大学校长、行政院秘书长、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等职。

对北京大学校史素有研究的北大教授陈平原说：“在历史学家笔下，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，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。最明显的例子，莫过于蔡元培早年的学生蒋梦麟。”

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，曾出版过一本《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》，希望“以此来纪念北京大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贡献”，但其中没有收入蒋梦麟。1998年，北大百年校庆时，此书重新修订出版，加入了有关蒋梦麟的文章。不过，有研究者仍在报怨：“前两年北大百年校庆，居然很少见到蒋梦麟的名字。”

陈平原也表示遗憾：“很可惜，在大量有关北大的出版物上，蒋校长的地位相当尴尬……校方组织撰写的校史中，称蒋梦麟为‘典型的国民党新官僚’，‘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’。”

蔡元培曾坦承：“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，十年有半；而实际在校办事，不过五年有半。”蔡校长在职而不在校期间，代为处理行政事务的，经常是蒋梦麟。除了长期担任总务长，他更三度代行校长职权，以致当时就有人评价：“这五六年来的北大校长，与其说是蔡元培，不如说是蒋梦麟。”

1930年12月，蒋梦麟在辞去教育部长职务后，正式出任北大校长，此后直到抗战胜利，15年间，他始终是北大的行政负责人，是北大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。在此期间，针对北大“大度包容，思想自由”这两种著名“精神特点”所产生的“纪律弛，群治弛”两个缺点，他致力于“整饬纪律，发展群治，以补本校之不足”。

这一新思路，使得北大的教学和科研在风雨飘摇的战乱年代也有稳步上升，实为一大奇迹。蒋梦麟自己说：“从民国19年到民国26年的7年内，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……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，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。”陈平原则感叹：“几年前，偶然得到若干30年代老北大的课程表及教学规划，比照一番，令我辈后学汗颜不已。”

去台后，在某次北大周年纪念时，傅斯年在演讲中称：“孟邻先生学问比不上孑民(蔡元培)先生，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。”而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，办事却比胡适高明。蒋梦麟听后笑言：“这话对极了。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，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‘功狗’。”

这位“功狗”执政北大，是如此办事的：上任之初，他即叮嘱文、法、理三学院的院长：“辞退旧人，我去做；选聘新人，你们去做……放手做去，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。”愿承担辞退旧人这种得罪人的事，正应了蒋梦麟的自我评价，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“三子”：以孔子做人，以老子处世，以鬼子办事。所谓鬼子者，洋鬼子也，指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办事。所以胡适赞扬蒋梦麟是一位“有魄力、有担当”的校长。

北大经费困难时，蒋校长一力担当，鼓励众人：“至少也要维持北大的生命，决不让他中断。”北大召开教职员全体大会，议决若政府不兑现拨款，则关门了事，蒋校长沉痛发言：“如果主张关门，自无用说；若大家仍要维持，我虽则能力已尽，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，我仍旧愿负这责任，虽生死以之可也。”

1959年，蒋梦麟因在台湾提出节育人口的主张，遭立法委员及舆论的围剿，甚至有“杀蒋梦麟以谢国人”之口号。这位前北大校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：“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，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。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，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，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，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！”

同年，海峡对岸，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在一片批判声浪中发表《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》，呼吁控制人口增长、提高人口素质。此文有一篇“附带声明”，其言铿锵：“我虽年近八十，明知寡不敌众，自当单枪匹马，出来应战，直至战死为止！”

蒋梦麟贡献

自1919年至1945年，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20余年。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，他长期担任总务长，三度代理校长，1930年冬正式担任北大校长。先后主持校政17年，是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。他学识渊博，精明干练，在那黑暗而动荡的漫长岁月里，克服了重重困难，坚持办学，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蒋梦麟在代理校长期间，军阀混战连绵不断，学生运动风起云涌。办学经费严重短缺。在解决经费问题的过程中，蒋梦麟虽然尽力而为，但有时还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。1923年，北京“八校因政府积欠经费九个月，同仁生计困绝无法维持，学校本身尤岌岌不可终日。”因此，八校教职员全体大会于同年11月9日议决：“必须10日拿到30万元，不然就关门。”情况十分紧急，八校校长团表示：“愿负责于17日以前办到30万元，不然就关门。”情况十分紧急，八校校长团表示：“愿负责于17日以前办到30万元，请教职员仍行维持。”但到了11月17日，30万元经费仍未筹齐。于是北京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又议决：“非满30万元仍须执行关门之议决案”。11月20日，北大召开教职员全体大会，讨论执行联席会议议决案的问题。蒋梦麟在会上就筹划经费的情况作了报告。他说：“数月来筹划八校经费，异常困难……到了上星期六中午，12万元已由银行取到。其他财政部所发之12万1千元(五成五)，准于本日可取之支票，亦由财政部取到。虽去30万元之数尚有短少，但以八校实际应得之数计之，只差一成五(30万元乃全京师教育费)。在我已精疲力竭，唯有希望八校教职员体谅一点，得以维持下去……我们已苦苦维持了九、十个月，一旦停废，实有所不忍。今日本校教职员开大会议决关门事件，如果主张关门，自无用说；若大家仍要维持，我虽则替八校奔走的能力已尽，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，我仍旧愿负这责任，虽生死以之可也。“表明了蒋梦麟把北大维持下去，勇挑重担的坚定态度。蒋梦麟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，感动了北大的教职员。最后，大会以“本校校务仍旧维持外，其他事件仍与各校以同情之合作”付表决，获大多数通过。

蒋梦麟在代理校长期间，始终为经费问题所困扰。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，才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，使北大在困境中继续前进。在蒋梦麟代理校长时，北京还发生了震惊中外的“三一八”惨案，北大学生牺牲数人。蒋梦麟为此悲愤填膺。3月24日，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员及学生在三院大礼堂开追悼张仲超、黄克仁、李家珍三烈士大会，由蒋梦麟主祭。蒋梦麟在大会上沉痛地说：“在我代理校长任内，学生举行爱国运动，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，李、黄、张三生之死，就其各人之家庭言，均损失一贤子孙，其家属接此种凶耗，不知如何痛心；就国家社会言，损失如许求专门知识之良好学生，此种学生之培植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叫什么名字，由小学而大学，殊不易易，将来即少如许有用之材；就同学方面言，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。任就一方面言之，均损失不小。我任校长，使人家之子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。任就一方面言之，均损失不小。我任校长，使人家之子弟，社会国家之人材，同学之朋友，如此牺牲，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，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！”蒋梦麟说到这里“汪然泪下”。接着，蒋梦麟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，他说：“处此人权旁落，豺狼当道之时，民众与政府相搏，不啻与虎狼相斗，终必为虎狼所噬。古人谓苛政猛于虎，有慨乎其言矣！”话未说完，蒋梦麟“不禁放声大哭，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，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。”3月26日，校长布告：“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，因此次同学惨死，开学后停课一星期，以志哀悼。”蒋梦麟在代理校长期间经常为校内外发生的事情所困扰。他感叹道：在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。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，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。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，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，严守纪律。出了事时，不论在校内校外，校长都得负责。发生游行、示威或暴动时，大家马上找到校长，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，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。每次电话铃声一响，他就吓一跳。他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，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。蒋梦麟的这些感慨，是他在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，也是当年大学校长的心理写照。

正式就任 保持民族气节

1930年12月，蒋梦麟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。当时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，北大的外部环境十分复杂。蒋梦麟除了忙于校内的改革和整顿工作外，还要用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对付日本侵略者的骚扰。

1931看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国民党军队放弃抵抗，撤出沈阳。日寇步步进逼，迅速向长城以内推进。不久，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河北省北部地区，成立了伪“自治政府”，并鼓吹在华北推行“自治”。北大教授在这紧急关头发表宣言，声明誓死反对华北的所谓“自治运动”。

某日下午，日军胁迫蒋梦麟去“会谈”，蒋梦麟深知其中的危险，但他正义在胸，毅然独身前往。面对侵略者的淫威，蒋梦麟毫不妥协，经过一番紧张的较量，他终于离开日本兵营，在暮色苍茫中平安地回到了北大。第二天，国民党在华北的领导人宋哲元派了一位军官来劝蒋梦麟离开北平。但蒋梦麟继续留在北大，同广大师生一起机智地与日军周旋，在一段时间里，使北大免遭日军的侵扰，暂时稳定了教学秩序。

创办西南联大

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爆发，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。在平津陷落后，北京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南迁长沙，与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。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、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、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筹委会来主持校务。1937年11月1日，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。蒋梦麟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：“虽然设备简陋，学校大致还差强人意，师生精神极佳，图书馆虽然有限，阅读室却座无虚席。”

1937年12月13日，南京沦陷。敌机轰炸长沙，时局十分紧张。蒋梦麟到汉口向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建议，把临时大学迁往昆明，因为那里可以经滇越铁路与海运衔接。蒋介石马上表示同意。1938年2月，搬迁的准备工作已大致完成，蒋梦麟从长沙飞到香港，然后搭法国邮船到越南的海防，从海防搭火车到河内，再由河内乘滇越铁路火车，经过崇山峻岭到达昆明。蒋梦麟到昆明后，立即投入新校址的筹建工作。

1938年4月，临时大学由长沙迁到昆明，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联大的校务，仍由三校校长蒋梦麟、梅贻琦、张伯苓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来主持。西南联大自1938年5月4日正式上课，至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，共计8年，再加上长沙临时大学时期，总共历时9年。三校学生在战云密布的年代里患难与共，团结合作，艰苦奋斗，自强不息，写就了中华民族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。蒋梦麟曾回忆道：“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，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，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、历史各异的大学共日正式上课，至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，共计8年，再加上长沙临时大学时期，总共历时同生活，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，各人有各人的意见……幸靠同仁们的和衷共济，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。”由此可见，蒋梦麟为临大和联大的发展付出了自己的一份辛劳。

在中国近现代史上，蒋梦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，蒋梦麟关于教育方面的论文，大部分写于“五四”前后。他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上，批判封建主义的“牧民教育”，反对德、日的军国主义教育，提倡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平民主义教育。由于后来忙于北京大学的校务，他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减少了。但他在教育实践中却坚持贯彻他的教育思想。尤其是蔡元培关于大学教育的主张和“学术自由”的原则，他在北大任职期间更是谨记在心，遵照执行。他晚年在《新潮》一书中深情地回忆道：“著者大半光阴，在北京大学度过，在职之年，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，把学术自由的风气，维持不堕。”